
1970年12月17日凌晨4时,昆明军区大院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,冬日的寒风卷着雾气,刮过院落的树梢,发出阵阵低沉的呼啸。这座承载着边境防务重任的军事大院,平日里戒备森严、岗哨林立,此刻却异常寂静,只有偶尔传来的哨兵脚步声,打破了深夜的静谧。谁也不会想到,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,正在这片寂静中悄然发生。
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,打破了大院的宁静,紧接着,又是几声枪响,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刺耳。几分钟后,昆明军区大院的灯光陆续亮起,急促的脚步声、呼喊声交织在一起,原本肃穆的军事大院,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。人们匆匆赶往枪声来源地——军区政委谭甫仁的住所,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:开国中将谭甫仁倒在自家走廊上,浑身是血,气息全无;他的夫人王里岩,也倒在卧室里,早已没了生命体征。
更令人愤慨的是,负责保卫谭甫仁安全的两名警卫员,一个听到枪声后吓得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,一个则根本不在岗,早已脱离了自己的执勤岗位。一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、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炮火洗礼的开国中将,一位为国家和人民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,竟然在自己的住所、在本该最安全的军区大院里,惨遭杀害,这一消息如同惊雷,迅速传遍了昆明,随后震惊了全国。

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,不是外来的敌人,也不是蓄意报复的仇家,而是经常在军区大院进进出出、负责大院安全保卫工作的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。一个本该守护大院安全、保护首长安全的保卫干部,为何会对自己的首长痛下杀手?两人之间无冤无仇,王自正的背后,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?这一切,还要从王自正的真实身份说起。
要了解这起血案的来龙去脉,首先要认识两位核心人物——谭甫仁和王自正。谭甫仁,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仁化县城口镇,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。他从普通战士做起,历经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一步一个脚印,凭借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出色的军事、政治能力,逐渐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将领。
土地革命时期,谭甫仁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,在长征途中,他不畏艰险、冲锋在前,多次在关键时刻立下战功;抗日战争时期,他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7团政治处主任,跟随部队深入敌后,开展游击战争,发动群众、打击日寇,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;解放战争时期,他历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政治委员等职,参与指挥了辽沈、平津等重大战役,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1955年,新中国首次授衔,谭甫仁被授予中将军衔,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,这份荣誉,是对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最高肯定。此后,他先后担任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、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、工程兵政治委员等职,1968年5月,谭甫仁调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,成为昆明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,肩负着守护西南边境、稳定地方局势的重要使命。
彼时的中国,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,1970年初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》等文件,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打击反革命分子、反对贪污盗窃、反对投机倒把、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,同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在持续推进,各地都在开展大规模的排查和审查工作,气氛十分紧张。昆明军区作为西南边境的重要军事单位,也严格按照中央要求,开展清队工作,排查内部的可疑人员。
而凶手王自正,其实并不是他的本名,他的真实名字叫王志政,河南内黄人,家里成分是富农。1947年,国民党军队短暂占领了他的家乡,当时的王志政年仅20多岁,被利益诱惑,跟着堂兄加入了国民党还乡团。还乡团是国民党反动派扶持的反动武装,专门针对农村的革命群众和基层干部进行暴力清算,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。
在加入还乡团期间,王志政亲手参与了对当地农民的迫害,甚至直接枪杀了村里的武委会主任,这起事件被当地群众称为“武拐事件”,成为王志政身上无法抹去的血债。1949年,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,全国解放的大势已不可逆转,王志政深知自己双手沾满鲜血,一旦被清算,必定没有好下场,于是他选择畏罪出逃,并且改名为王自正,彻底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过往。
出逃后的王自正,凭借着一张精心编造的履历,混进了解放军队伍。他深知自己的身份敏感,所以格外谨慎,极少和家乡的人联系,即便偶尔写信,也故意填写假地址,生怕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在部队里,王自正表现得十分“积极”,做事勤快、说话谨慎,刻意隐藏自己的本性,凭借着这种伪装,他一步步获得了组织的信任,逐渐得到提拔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王自正凭借着多年的伪装,一路升迁,最终被调到昆明军区保卫部,担任保卫科副科长。这个职位,负责军区大院的安全保卫工作,能够自由进出军区大院的各个区域,甚至可以接触到枪支弹药和首长的住所信息,这也为他后来的行凶埋下了隐患。提干之后,王自正把妻子接到了部队,从此几乎断绝了和老家的所有联系,靠着这份精心的伪装,他过上了安稳的生活,甚至一度成为别人眼中“有出息”的干部。
然而,纸终究包不住火。1970年,全国范围内的清队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,王自正的家乡群众,始终没有忘记他当年的罪行,先后几次写信检举他的真实身份和血债,这些检举信经过层层辗转,最终送到了昆明军区相关部门手中。军区领导高度重视,经过初步核实后,于1970年4月,将王自正隔离审查,关进了原战俘管理所,对他的过往进行全面调查。
对于王自正来说,被隔离审查,就意味着他多年的伪装彻底被戳破,他靠造假得来的一切——稳定的工作、体面的身份、幸福的家庭,都将化为泡影。他很清楚,自己当年的罪行一旦被彻底查清,等待他的必定是严厉的惩罚,轻则牢狱之灾,重则性命难保。一想到自己即将失去所有,王自正的内心充满了怨恨和不甘,他没有反思自己的罪行,反而将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了组织和审查他的人身上。
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,王自正的心态逐渐扭曲,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:“不能这样死,要死也要杀几个人,找个垫背的,这样才够本。”为了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,他甚至列出了一串名单,上面都是昆明军区的高级将领,包括军区副司令员等人,他计划在逃跑后,将这些人一一杀害。
但经过一番盘算,王自正最终划掉了名单上的所有人,只留下了一个名字——谭甫仁。他心里打着一个阴险的算盘:谭甫仁是昆明军区的政治委员,是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,身份尊贵、影响巨大,杀掉他,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泄自己的怨恨,也能制造最大的轰动,让自己“死得其所”。他很清楚,谭甫仁与自己无冤无仇,甚至根本不了解他的真实过往,但在扭曲的心态驱使下,他早已不管不顾,满脑子都是如何报复、如何制造更大的混乱。

被隔离审查期间,王自正表面上十分顺从,暗地里却一直在寻找逃跑行凶的机会。他利用自己曾经担任保卫科副科长的身份,对军区大院的布局、岗哨位置、枪支存放地点了如指掌,甚至还偷偷藏了一把手枪和子弹,为自己的行凶做好了准备。1970年12月17日凌晨,趁着夜色和哨兵换岗的间隙,王自正成功挣脱看守,从战俘管理所逃了出来,径直奔向昆明军区大院。
此时的昆明军区大院,因为部分部队响应号召开展“千里野营拉练”,保卫力量有所薄弱,加上深夜时分,岗哨的警惕性也有所降低。王自正凭借着对大院的熟悉,避开了岗哨,爬过东侧围墙,悄悄摸进了大院内部。他先是摸到厨房,找到一把破椅子垫脚,翻窗进入谭甫仁的住所大楼,直奔谭甫仁的卧室,想要直接杀害谭甫仁。
可他推开门后,发现卧室里只有谭甫仁的夫人王里岩,并没有谭甫仁的身影。此时的王里岩,被突然闯入的陌生人惊醒,刚要呼喊,就被王自正残忍地开枪射杀。枪声惊醒了隔壁房间的谭甫仁,他来不及多想,匆忙披上衣服,开门就往楼下跑,想要去找警卫员求救。他一边跑,一边大声呼喊警卫员的名字:“小李!小李!”
可谭甫仁不知道的是,负责保卫他安全的两名警卫员,此刻早已不在岗位上。其中一名警卫员,听到枪声后吓得魂飞魄散,躲在自己的宿舍被窝里,不敢出来;另一名警卫员,则早已脱离岗位,和一名比他大30岁的国民党军官遗孀厮混,根本没有听到枪声,也没有履行自己的保卫职责。
谭甫仁出门时太过匆忙,没有携带任何武器,也没有留意到身后悄悄跟着的王自正。王自正戴着口罩,压低了帽檐,紧紧跟在谭甫仁身后,趁着谭甫仁呼喊警卫员、注意力分散的瞬间,瞅准机会,掏出藏在身上的手枪,对着谭甫仁连开五枪。子弹击中了谭甫仁的要害,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中将,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,当场倒在了自家的走廊上,鲜血染红了冰冷的地面。
行凶之后,王自正迅速逃离了现场,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几分钟后,谭甫仁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夫妇二人,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,将谭甫仁夫妇送往军区医院抢救。医生们使出浑身解数,全力抢救谭甫仁的生命,可由于伤势过重,子弹击中了要害,最终还是无力回天。1970年12月17日下午4时,谭甫仁因伤重离世,终年60岁。

开国中将在自家住所惨遭杀害,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首例高级将领在军区大院被暗杀的案件,消息传出后,举国震惊。无论是军内的老战友,还是地方的群众,得知谭甫仁将军遇害的消息后,都悲痛不已。周总理在得知消息后,高度重视,当即作出重要指示:火速破案,严惩凶手,重点排查内部人员,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线索。
按照周总理的指示,中央迅速成立了专案组,抽调了公安、军队、法医、指纹专家等骨干力量,赶赴昆明,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。专案组抵达昆明后,立即对昆明军区大院进行了全面封锁,开展地毯式排查,要求大院里的每一个人,都必须详细交代案发当晚的行踪,并且找到两个以上的证明人,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与此同时,昆明火车站、昆明机场紧急戒严,所有飞往各地的航班一度被叫停,进出昆明的车辆和人员,都要接受军警的逐一盘查。专案组根据目击者描述的凶手特征——身材高大、身穿军装,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军人进行排查,数名身材高大的军人被当场带走调查,可经过详细核实后,这些人都被排除了嫌疑。
一连排查了好几天,案件始终没有任何进展,专案组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,凶手熟悉军区大院的布局,能够轻松避开岗哨,而且使用的枪支弹药,正是昆明军区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。据此,专案组认定,凶手一定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员,而且很可能是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。
在排查过程中,专案组发现,大院里的所有人都能找到证明自己清白的人,只有一个人除外——正在被隔离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。案发当晚,王自正从战俘管理所逃脱,行踪不明,而且他的身形体态、穿着打扮,都与目击者描述的凶手高度吻合。更重要的是,他有明确的作案动机——被隔离审查后,心怀怨恨,想要报复社会、制造轰动。
虽然线索逐渐指向王自正,但专案组并没有贸然定论,而是继续深入调查,寻找更多的证据。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,一个关键的证人出现了——军区大院里住着一个13岁的男孩,名叫马苏红。案发当天拂晓,马苏红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,他睡眼惺忪地打开门,看到一个身材高大、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,神色慌张地向他问路,询问负责审查王自正的干部陈汉中的住所。
马苏红当时年纪还小,加上天色昏暗,并没有看清男人的脸,只是模糊地记得他的身形和穿着。十几天后,马苏红在院子里碰到了小伙伴,聊天时无意间提起了那天拂晓的敲门声,突然想起,那个问路的男人,身形和长相都很像小伙伴的父亲——王自正。
马苏红的这一发现,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。专案组立即找来王自正的照片,让马苏红辨认,马苏红一眼就认出,照片上的人,就是那天拂晓向他问路的中年男人。与此同时,法医对案发现场的子弹进行了鉴定,确认现场遗留的子弹,正是保卫部丢失的那20发子弹中的一部分;指纹专家也在现场提取到了指纹,经过比对,与王自正的指纹完全一致。
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王自正,专案组当即决定,对王自正实施抓捕。经过多日的排查和追踪,专案组终于在昆明郊区的一个隐蔽地点找到了王自正,并于12月30日,将他带回专案组,当面进行确认。此时的王自正,早已察觉出苗头,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暴露,难逃惩罚,于是表面上磨磨蹭蹭,假装配合调查,暗地里却在寻找反抗和逃跑的机会。
就在专案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询问的时候,王自正突然从身上掏出藏着的手枪,对着身边的两名工作人员扣动了扳机,两名工作人员当场受伤。随后,王自正趁机冲出房间,想要逃跑,可他发现,房间外面早已被专案组的人包围,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。走投无路之下,王自正举起手枪,对准自己的太阳穴,当场开枪自杀,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
凶手王自正自杀身亡,这本该是案件的终点,可由于王自正没有留下任何口供,也没有明确的认罪记录,加上案件性质特殊、影响重大,组织上对此高度重视,担心案件存在遗漏,于是先后组建了两套专案班子,接力开展调查工作。公安、法医、指纹专家再次全部上阵,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重新勘查,对所有证据进行了反复核实,并且对王自正的过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。
为了保护案发现场,确保调查工作的准确性,专案组对谭甫仁的住所进行了封闭保护,这一封,就是七年。在这七年里,专案人员从未放弃,先后走访了数百名证人,查阅了大量的资料,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核实,排除了所有的疑点,最终确认,这起凶杀案,确实是王自正一人所为,没有任何同谋。
1978年6月,经过八年的深入调查和反复核实,组织上正式公布了案件结论:1970年12月17日,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谭甫仁夫妇遇害案,系原昆明军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(原名王志政)一人所为。王自正因隐瞒历史罪行、被隔离审查后心怀怨恨,蓄意报复,杀害谭甫仁夫妇后自杀身亡。
谭甫仁将军夫妇,一生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,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会死于一个阴险狡诈、心怀怨恨的伪装者手中。谭甫仁将军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、奉献的一生,他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开国中将,历经无数炮火洗礼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,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的牺牲,是党和军队的重大损失,更是全国人民的悲痛。
参考资料
1.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,《谭甫仁》,官方权威人物资料
2. 《党史博览》2006年第1期,《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案真相》
3. 澎湃新闻,《【韶关革命人物】谭甫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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